五六十年代，我們小的時候，說起德國，總是和法西斯連在一起；後來文革結束，考上大學，德國對於我們，就有了歌德、海涅、康德、黑格爾、貝多芬、巴赫的熠熠光輝；到了八九十年代，做工業經濟報道，德國製造成了完美的化身；進入新世紀，特別是中國製造有了前一個10年的快速崛起，再看德國，便有了底氣和觀察的其它角度。
德國是一個極品國家。她對人類社會有著非同尋常的貢獻，也曾給世界帶來巨大災難和痛苦。其實就民族性來說，中德兩國人，有著許多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特質。
比如說勤勞。德國的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曾說：“即使我知道整個世界明天將要毀滅，我今天仍然要種下我的葡萄樹”，很有德國人的埋頭苦幹、不肯苟且的範兒。中國人更勤勞，與徐工團隊在德僅四天，工作日程滿滿的，有的同誌想在附近超市買點紀念品，一打聽關門早，開門晚，根本來不及去采購。有人打趣說：正是咱們上班比人家早，下班比人家晚，才是我們今天到這兒來買企業。
又如節儉。德國人省錢是有名的，有個笑話：當在路上拾到一歐元時，法國人買了一支玫瑰花送給情人，意大利人買了一塊巧克力自己享受，隻有德國人趕忙把這一歐元存到銀行裏去。努力掙錢，不停地儲蓄，喜歡實實在在地擁有金錢，連德國人都說：“我們很像中國人。但有些中國人還是有賭性，國外的卡西諾裏總有中國人，而國內的股民一次次被剪羊毛，卻願賭服輸。
還有許多不同之處。德國人守紀律，服從命令。在企業裏，一切按規章辦事，一板一眼，不足之處是缺少靈活性和主動性。他們的廚房裏，擺著整整齊齊的量杯、天平、溫度計、及各種專用器具，像極了理化實驗室，而中國烹飪以鹽少許、調料若幹，名冠全球。所以我們的企業多年來向德國學習質量管理，學習卓越製造，學習核心技術。
其實最深刻的不同，在於兩個國家民族所經曆的過去和身處的現實之不同。說起來，德意誌民族文化史比中華民族的文化史要短許多，當莊子寫下“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的至理名言時，德意誌民族還沒有形成。即便如此，日耳曼作為一個民族的存在，其部落形成也有兩千多年了；而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德國也就是140年的曆史，所以被稱為一個“遲到的民族國家”。然而上世紀前半葉，一旦凝聚成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德國卻走向了極端。中國相對有自己的道路與曆史，中華民族的心態也更從容大氣，雖屢遭磨難，幾番風雨飄搖，依然堅韌平實。
這個話題太虛，再扯下去就該鑽象牙塔了，還是從眼前的實例說吧。當德國時間7月6日下午18點，徐工收購施維英51％股權，交割儀式在北威州赫恩市舉行，那是一所令人記憶深刻的會場，由一個百年前的老廠房改造而來。讓人更加難忘的是簽字時刻，站在老施維英先生身後的是施維英夫人和子女，那是一個典型的家族企業，雖然是血緣關係，又有資本紐帶。而站在王民董事長身後的是徐州市市長朱民及市裏相關部門領導，這是兩家體製背景完全不同的企業。
施維英家族每個人都是這個企業的所有者，說起78年的曆史，就會談到他們的父親或者爺爺老施維英，沒有別人，無論創業還是受益，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資本家。而王民及徐工的高管團隊卻不是，他們是上級任命的國有資產授權經營者，不擁有徐工的股權，盡管他們在這個國企裏工作了幾十年，甚至一輩子；盡管王民作為企業掌門人帶領徐工，創造了一個個輝煌業績；盡管他們曾為這個企業的興衰存亡殫精竭慮風雨相伴……但是他們確實與施維英家族之於施維英截然不同。
我們對在充分市場化領域中生存發展的中國國企，充滿敬意；對在國際市場上謀求更大更強的中國企業，深表欽佩。
中國徐工的資金注入到德國最好的混凝土設備企業的股權中，用媒體習慣的措辭，叫做入主或控股。德方好像不很接受，他們稱之為“戰略合作”。施維英的機械產品，曾在西德戰後重建中活躍於建築裝備領域，德國人對這個品牌很有感情，所以他們希望低調處理這件事。
徐工方麵很好地照顧到對方的情感，宣傳上盡量低調，這些算不上原則問題。重要的是，下一步如何走好，怎樣取長補短，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在國內外市場消退，不確定因素幹擾，工程機械行業麵對空前困局的情況下，徐工集團大踏步地走向國際市場，走向既定目標，所表現出來真正的勇氣和膽魄，確是中國企業的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