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了“代工之王”富士康給蘋果公司“打工”，但卻不知富士康隻是賺取了1%的加工費；
我們看到了80%收入來源於利息差的銀行業輕鬆實現20%以上的收益率，但卻常常忽略大多數工業企業的淨資產利潤率僅為5%；
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出口企業紛紛擴大海外規模，但卻發現他們常常因為貿易夥伴所設定的技術壁壘而產生的巨額損失；
我們看到了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工程機械巨頭紛紛通過海外並購等途徑提升競爭力，但卻常常忽略中國企業的並購依然是在核心配套件方麵處於第二梯隊、甚至第三梯隊；
我們看到了相關部門為了扭轉這些局麵相繼出台了發展政策，但不可否認，國內企業在產業轉型上付出巨大努力的同時，在麵對本輪以降低成本為特點的全球化分工日趨細化的環境下並不能出現令自己滿意的改變。
於是，中國的企業日漸疏離實業，紛紛進入資源和金融領域，但民營企業在並無優勢的前提下不斷地被擠出，尤其在金融危機和2010年後，於是，由內而外的，市場再一次發出了對中國產業升級的呼聲。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下稱“國經中心”）秘書長魏建國看來，“現在是中國產業升級的最好時期，如果沒有把握好這個時機，就無法支撐中國經濟繼續深入發展，無法支撐實現中國夢。”
近期，由國經中心與中國領先的推動產業升級機構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夏幸福”，600340.SH）聯手打造的《中國產業升級報告》（下稱《報告》），曆時半年多時間終於完成。不同於一些“隻提出現象”的報告，課題組重點對6個新興產業領域的發展狀況、主要問題、影響因素以及思路途徑等做了深入探析。
在《報告》形成過程中，國經中心在政策理解、宏觀經濟分析、全球經驗解析等方麵的所長，與華夏幸福基業在10多年的產業升級實踐過程中積累的經驗、產業規劃能力、產業促進能力充分結合，雙方強強聯合，優勢互補，最終形成的《報告》，對中國產業升級的發展路徑和實踐經驗具有鮮明的指導意義。
“我們的目標不是喊一些簡單的口號，而是有步驟、分階段地提出了具體建議和措施。”魏建國直言。
中國產業升級的具體路徑
對於中國產業升級的爭論由來已久。
最近一輪的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產業鏈開始出現變化。勞動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為主的中小製造企業由中國向越南、緬甸、印度、印尼等勞動力和資源等更低廉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轉移，或者由中國沿海地區向中國中西部地區轉移；而同時也有一部分高端製造業在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引導下回流。
在全球產業分工重新洗牌的關鍵時期，經過30年的高速發展後，出口導向的中國經濟已經遭遇到諸多瓶頸問題，包括三次產業結構不合理、製造業競爭力不強、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等；而相對落後的產業體係已經麵臨來自較高的要素成本、市場高品質要求、頻繁的貿易摩擦等方麵的挑戰。
在外界看來，西方發達國家負債消費、新興經濟體出口拉動、資源輸出國依賴資源出口的世界經濟發展模式被打破，世界經濟結構調整蘊涵新的機遇和挑戰。
魏建國說，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產業構成都在進行新的調整和改變，致力於生產效率的提升和新興產業的培育，重點是提高傳統產業的資本效率、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
在明確主導產業和政策重點的基礎上，《報告》建議，發展高端裝備製造產業集群，依托重點工程和項目，強化重大技術裝備研發，提高裝備製造的科技水平；振興節能環保產業，加快新技術、新工藝和新裝備的開發、改造和推廣應用，提高各行業能源資源的利用效率；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強化物聯網、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新業態的研發投入和產業化布局，提升產業發展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促進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探索生物醫藥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的新模式，突破國際產業壟斷並造福中國消費者；提升商貿（流通）服務業發展的層次，使之與製造業形成良性互動；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以塑造文化品牌為核心，滿足各階層日益豐富的精神需求。
升級的底氣
在多數人看來，中國產業升級的問題太多，實現程度不高。甚至有評論認為，支撐中國進行產業升級的環境還不夠。
對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主任、《中國產業升級報告》課題組組長張永軍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坦言，在現階段，中國產業麵臨的問題，主要在於產業結構不合理、三產比重過低以及產業分布地區不均衡方麵。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產業轉型麵臨較大的國際競爭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