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李克強總理的理念基本是對的，問題是他這個理念，而且由這種理念所延伸出來的政策，是不是能夠真正得到落實。
未來十年，改革的動力能不能真正成長起來，我想包括民營企業在內應該發揮很多作用。
記者：對，民營企業自身也應該發揮很多作用。
張維迎：當然了。因為改革不是少數政府官員的事，也不是少數經濟學家的事，改革是每個人的事。經濟學家要做的是給大家一些正確的理念，包括怎樣正確的認識市場。政府官員需要有很大的決心，就像李克強總理講的，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作為企業家既要給政府改革施加一些壓力，同時假如政府有一些違反市場規則，對企業任意幹預的行為，企業家應該站出來抵抗它，至少得有一部分人這樣做。抵抗不一定成功，但是社會進步就是這樣，它至少使大家知道這些事，認識到這些事的危害，那麽未來就不再出現這樣的問題了。
所以，有時候就是要去說話，包括去年公安部製定新的交規，將闖黃燈視同闖紅燈，最後因為大家都說話，這個法律就是違反天理的，最後它也停止執行了。也就是說，對那種惡法，對破壞市場公平競爭規則，剝奪個人自由的法律，就應該有一種抗拒的力量。這種抗拒假如一次不成功，兩次三次，它都會對社會的進步做出一些推動。
記者：現在很多人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也存在這樣一些問題，他們隻關注自己眼前的利益，而且傾向於為了這種利益采取一些不擇手段的做法。
張維迎：民營企業也是人，人都有人的弱點，尤其在中國這麽強大的政府權力之下，很多人明哲保身，壇壇罐罐的是一定要去關心，這個情有可原。
但是正像我們有時候批評有些政府官員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反對改革，阻撓權力下放，是不對的。同樣我們也需要批評這些企業家，我們不能老是希望別人當改革者，別人往前衝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要想想自己。
其實一個基本的道理就是孔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每個人都按這句話去做，我們這個社會就會往前走。
記者：對於一個民營企業家來說，他們的利益更多建立在我們的法製化建設之上，如果他們沒有維護這樣一種市場環境，其實對他們的利益損害更大。
張維迎：是的。其實我認為不僅是民營企業、老百姓，中國未來每個人的利益都維係於這個國家的體製，法製，自由之上。如果這不能成為一個製度，不能成為一個基本理念，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
我們看到一些所謂的特權階層，以為有了特權就得到好處，但是沒有法製就意味著沒有人權，因為你隨時麵臨著威脅，你可以利用關係和權力經商，斂到很多錢，但是不知道哪天你就可能出事，你可以剝奪別人，別人也可以剝奪你。所以，建立一個法製的體製，是每個人的利益所在。假如那些有權的人認為現在對他最好，就是一種鼠目寸光，理念有問題。
記者：也就是說，改革包括對那些特權階層也是有好處的？
張維迎：當然了。我們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為現在的體製對所有人都不好，而不是說它隻對一部分人不好，對另一部分人好。但為什麽有些人認為對他好呢？那是因為無知，你隻能用無知來形容他們。
就像最近出現的事情，如南京的市長被抓了，抓起來之前他可能認為這個體製肯對他好，抓起來以後我想他就會反思，這個體製對他不好，如果不是這個體製，他也走不到這一步。包括薄熙來，大大小小的官員多了都如此。
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體製，在這個體製下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假如他富了起來，那隻因為他對社會做出了貢獻來，所以，他賺的每一分錢都問心無愧，這樣他才睡得踏實。
而在現在我們這個體製下，誰都睡得不踏實，賺錢的人不高興，不賺錢的人更不高興，沒權的人難受，有權的人也難受，甚至有時候更難受。
所以，我們才要改這個體製。這也就是我為什麽總是要強調理念。我們必須通過理念真正認識到什麽是對我們人類好的東西，對大家都好的東西，什麽是對大家都不好的東西。我們的無知、我們的偏見，使我們經常會誤認為本來對我們不好的東西，卻認為對我們好，這就形成了很多改革的阻力。
要改變這些，就是我們理論工作者應該做的事情。所以，在中國推動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啟蒙，讓我們社會的觀念發生變革。什麽是正義的，什麽是非正義的，什麽是對大家都好的，什麽是對大家都不好的。要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告訴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