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成熟產業進入鄉鎮，農民就業機會更多、生活更穩定，與企業各得其所。與土地分離的農民，大多缺乏必要的技能，找不到固定的工作，而農民進入城鎮，接受培訓成為產業工人，素質提升、收入穩定、安居樂業;企業用地成本低，用工實現本地化，降低了人力成本，減少了人員流動性，提高了員工穩定性。
此外，新型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建設所需資金不可能長期依賴土地出讓金和財政補貼，關鍵在於培育城鎮自身的造血功能。而企業進駐城鎮後，地方財政得到改善，使新型城鎮化建設具備了自我造血功能。有產業的反哺，新型城鎮化就會更有活力，更能持續。政府有了財力，就可以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為城鎮居民提供均等的醫療、教育、養老、交通等公共服務，不斷改善民生。
以服務業為主的城鎮服務體係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口和經濟繁榮。缺乏獨特資源和實業支撐，服務業難以發展。企業參與城鎮化建設，與當地服務業相互支撐、相得益彰。有穩定消費能力的人的聚集和城鎮環境的改善，為第三產業繁榮提供了需求，城鎮功能配套會進一步完善，有利於促進產業健康發展，有利於吸納更多農民就業。
將國際化因子植入企業是為國際化
在工程機械領域，中國軍團在國際化道路上從未停止過腳步。從中聯重科、三一重工到徐工機械，塔尖上的巨頭們紛紛在國際市場跑馬圈地。從並購到建廠，不同的路徑，不同的走法，似乎也在決定著不同的結果，無意中彰顯出企業間戰略思維的差距和迥異風格。
對於中國企業走國際化道路，詹純新的理解是，中國實現經濟轉型給一些行業既帶來機遇又帶來挑戰，企業適應調整積極應變，無疑是研發更好的技術、製造更好的產品和培育更具影響力的品牌，從而在更廣闊的地理空間獲得發展機會，這是中國企業以國際化化解發展危機的最好選擇。
走出去麵臨的機遇和挑戰是什麽?詹純新認為，中國企業國際化之難，難在中外企業文化的差異、對國外人文環境的理解、對各國貿易壁壘的突破和缺乏國際化的人才。如果企業仍以中國式思維做國際化事情，走出去會障礙重重，海外並購也水土不服，結果是“走得出去”，“走不進去”。
詹純新強調，中國企業要進入國際化，不僅產品要優秀，技術、管理、品牌，網絡渠道、思維和行為方式也都必須樣樣優秀。企業的借力發展不是靠挖幾位專家、開發幾項新技術就可以實現對跨國企業的追趕，而是要借力資本市場，實現企業戰略、文化、人才隊伍的國際化。資本市場不是錢的問題，並購的七七定律(70%的並購沒有實現期望的商業價值，70%失敗於並購後的文化整合)揭示出，並購不是光用錢可以一下子解決的問題，而是一種基於製度、文化和價值觀對並購對象的駕馭能力。賺錢可以有捷徑，但是製度、文化和價值觀的培養需要持續不斷的積累，不僅要對自我嚴格約束，不破邊線，有時甚至還會以犧牲利益為代價。
專注於工程機械裝備研發製造的中聯重科，2008年金融危機前收購了當時世界第三大混凝土機械製造商―――意大利CIFA公司，並且成功進行了整合。詹純新對此感慨頗多：並購成功受益於中聯重科遵從了五個基本原則，即：包容、共享、責任、規則、共舞。包容是用尊重理解和主動適應達成文化的融合;共享是成果風險共擔，打造利益的共同體;責任是用負責的行為贏得當地的尊敬，對員工負責，對企業的未來負責;規則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契約精神，是建立規則、認同規則、遵守規則;共舞就是定好角色、定好流程各就各位，實現戰略上的統一，管理上的一體化，技術上的協同，市場上渠道共享和文化上的和諧。
詹純新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和走進去，競爭力要硬，這樣成功率才可能提高。競爭力不僅體現於產品理念和技術先進，質量精良、市場網絡發達，還在於具有國際化的企業文化、規則意識、法製意識和普世價值觀。
日本“小鬆”的國際化思路曾對中聯重科“出海”產生影響，但詹純新認為，中聯重科的國際化不是重走小鬆借船出海、依靠產品走向全球市場實現自然生長和進化的老路，而應是將國際化因子植入企業，在全球資本市場催化下，在製度、管理、技術到文化和價值觀孕育成熟後，娩出新型國際化。他認為，跨國先行企業已為全球經濟一體化打開通道，國際交往和規則深入人心，如果中國企業國際化之路還停留在重複過去從猿到人式的進化，將永遠趕不上先行者的步伐;但如果借助國際資本市場的催化孕育，通過產品在全球市場穩健而具競爭力的覆蓋，來完成國際化企業的成人禮，中國企業將與國際企業站在同一時代起跑線上。
目前，中聯重科已具有貼近國際化思維的一些特質，技術創新、管理、文化、體製和企業倡導的思維方式與奉行的行為準則，均具有貼近國際化的因子。這一方麵源於中聯重科由科研院所改製而來，科研人員熟稔的數學、物理、材料、自動化等學科，是國際通用語言的一種，受此熏陶的人的思維方式與國際同行具有較高的契合度，這是一種有利於培育出國際化企業的因子。他認為，跨越首先需要在思維和價值觀上實現突破，中聯重科正在努力實現這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