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助推中國經濟三十載的騰飛。2014年，中國踏上全麵深化改革的新征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的頂層設計已經躍然出現在新一屆領導人的改革藍圖上。
海外分析人士指出，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有利條件很多；同時，資源、能源、環境約束日益加劇，用工成本在上升，粗放型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在全球層麵，全球化的驅動力、經貿格局、產業競合等都在發生重大變化。這些都需要中國從戰略高度思考開放經濟的新設計。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新一屆領導人關於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新構想，以基礎設施和海上通道的“互聯互通”為基礎，探索深化與中亞和東南亞國家開展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使自身發展更多惠及周邊，打造“命運共同體”。
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2010年至2020年期間，亞洲各經濟體的基礎設施要想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內部基礎設施投資需要8萬億美元，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另需3000億美元，融資缺口巨大。對此，中國領導人適時提出了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
對於中國積極打造的基礎設施聯通、製度相通、人文互通三位一體的互聯互通網絡，西班牙中國問題專家胡利奧·裏奧斯認為，這是一項富有遠見的框架性規劃。俄羅斯政論家尤裏·塔夫羅夫斯基指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是規模更宏偉的“中國夢”戰略的合理延伸。
在構建開放經濟新體製方麵，中國還在積極推動區域自由貿易談判，2014年有望獲得更多進展。與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國際貿易格局相比，如今多邊談判機製運行受挫，而區域貿易合作勢頭正勁。
美國力推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談判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談判都有意無意地將中國這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排除在外。英國《金融時報》將美國的這一經濟新戰略命名為“ABC”，即“中國除外”(Anyone But China)。該報專欄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認為，新“少邊主義”將增強西方對全球標準與規則製定的掌控。
對此，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日前撰文表示：“如果我們在新規則製定中應對不力，就會麵臨被邊緣化的風險，對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帶來不利影響。”為適應這一新變化，中國多頭出擊，一方麵，在雙邊和三邊領域加快中韓、中澳、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另一方麵，積極利用東盟自貿區的平台，推動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談判取得實質進展。
裏奧斯認為，中國提出的是一種包圍性戰略，讓其鄰國分享中國崛起的成果，將自己的崛起變成整個亞洲的積極因素。
中國銳意改革的時機選擇，與當前國際經濟格局發生重大深遠變化的客觀事實相契合。一方麵，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麵，區域經濟合作蓬勃發展，伴隨著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抬頭，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日益明顯。
麵對種種新的機遇和挑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指出，我國開放型經濟體製建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比較突出，有些體製不適應國內外形勢和開放型經濟自身發展的需要。
正所謂，變則通，不變則壅。在全球化時代，國民經濟內部結構性調整不僅要滿足進一步解放國內生產力的需要，同時也要順應自身在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體係中的作用和變化，通過深化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實現國家間互利共贏的戰略目標。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陸瑞安預測，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將是中國2014年的主要任務之一。他對中國在上海自貿區建設、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談判等方麵的進展充滿期待。
國家統計局報告說，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20%。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高級訪問研究員約恩·厄爾斯特倫·默勒指出，中國繼續管理好本國經濟對世界十分重要，因為這將提振信心，向其他國家表明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是可以實現的。
無可否認，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不僅關乎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同時也將為創造一個更加平衡、更加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提供新機遇、新靈感、新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