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專家認為，按照財政收入絕對規模進行城市排名，固然能夠更確切的反映地方發展情況，但也應考慮到不同行政級次城市的可比性問題。比如，位列榜單第8的副省級城市武漢，與直轄市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就不具有直接可比性。而所謂“成渝暗戰”，本來就是一場不對等的遊戲。
為此，我們按照城市級別製作了分榜單。在省會城市20強排名中，廣州、武漢、杭州、成都、南京、沈陽、鄭州、長沙、西安、濟南位居前十位。在非省會城市榜單25強中，深圳、蘇州、大連、寧波、青島、無錫、廈門、南通、鄂爾多斯、佛山躋身前十名。
而在50強的排名中，個別城市的入榜似乎令人意外。比如山東省濰坊市。2013年，濰坊市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完成383.9億元，位列第33位，超過長春、貴陽等省會城市。全國農業看山東，山東農業看濰坊，但濰坊更是一個工業強市。當然這也得益於濰坊市的縣域經濟更為發達，長期以來都是典型的“小馬拉大車”模式。
還有諸多類似濰坊這樣的城市，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比如江蘇淮安，是繼深圳、東莞、昆山之後的國內第四大台資高地，已初步形成了以特鋼、電子信息和化工新材料三大千億產業為主體的工業體係。再如山東濟寧，是國家級的工程機械產業基地、全國三大抗生素生產基地、著名的煤化工產業基地。這些新生力量進入50強，實屬情理之中。
產業結構和稅製的影響
從區域分布來看，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三大城市群的代表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依然是這份榜單上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天津近年來GDP增速一直位列全國前列，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也隨之躋身榜單第三名。
一直以來，廣州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都是僅次於北京、上海的“第三城”。但過去幾年，天津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廣州市領導人的警覺，他們稱，廣州的“第三大城市”地位有可能不保，關於廣州與天津誰是“第三城”的爭論也由此而來。從這個榜單來看，至少在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方麵，天津已經連續數年穩坐全國第三把交椅。
榜單中，前十名城市與GDP排名情況一致，說明榜單排名與GDP有正相關性，GDP越高的城市，財政收入越高，排名也越靠前。財政收入來源於經濟基礎、分配體製等因素。也就是說，產業結構和稅收體製會對一個城市的財政收入產生影響。
從入榜城市所在地域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東部沿海、沿江城市，經濟發展情況良好，如上海、天津、蘇州等。中西部地區一些工業基礎較好的城市，比如武漢、成都、鄭州、長沙、西安、昆明、烏魯木齊、南昌、貴陽、太原等，也擠入了全國50強名單。
但東部城市的財力明顯要優於中西部城市。在50強榜單中，江蘇省有9個城市入列，山東省有6個城市進入，浙江省有5個城市，廣東省有4個城市，福建省有3個城市。這5個省份的城市就占據了半壁江山，而青海、甘肅、寧夏、西藏、廣西等西部省區則沒有城市入榜。
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增值稅25%、個人所得稅40%以及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和非稅收入。第二產業中，製造業、重化工業等都征收增值稅，所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的地方經濟可帶來更多稅收收入，工業強市財政收入就更高。比如地級城市鄂爾多斯有煤炭工業，唐山有鋼鐵等產業，大慶市有石油工業，排名因此都進入了50強。
但是對於這些資源型城市來說，2014年也存在著諸多變數。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研究員張文春告訴記者，資源型城市財政收入與該地資源價格有著直接聯係，比如鄂爾多斯，其財政收入變化也與煤價相聯係。在他看來，“一煤獨大”不僅僅是鄂爾多斯自身的選擇，而是全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這些城市用資源支援國家建設，國家應給予一定補償，幫助其發展轉型”。
再如唐山，支柱產業是鋼鐵，但隨著國家治理霧霾的深入，唐山“削鋼”行動迫在眉睫，產業結構的調整，必將對唐山的GDP以及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帶來衝擊。
而個人所得稅是收入來源地征稅，流動人口較多的地方經濟體，也有更多的稅收收入。比如，北上廣深這些外來流動人口聚集的城市，其GDP體量是別的城市所難以比擬的，其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也相應位居前列。
“更嚴格來說，除了城市行政級次具有不可比性外，當年偶發因素也應該剔除。”韓鳳芹說。比如，一個大型項目的上馬就對當年財政因素有很大影響。如果要長期觀察一個地區財政預算收入特點，此類非常態性因素應該剔除。
在這個榜單上，所有的城市都在趕進度，在和時間賽跑，和國家政策賽跑，和資源賽跑，甚至和政府換屆賽跑，都希望將一種可能是暫時的優惠政策變成永久的優勢。所有的城市都被同一個國家意誌賦予了同一個理想，這是區域競爭繼續存在的機製源頭。但是在這些競爭後麵，我們失去了什麽？
此外，按照新一屆政府的執政理念，公共財政收入將更多投向民生工程，那麽，如何進一步優化、整合現有支出結構，將公共財政投入更多地向民生傾斜？又如何建立財政民主機製，管住政府的錢袋子？我們的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榜單是否應該有另外一種排名方式？這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