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帶一路’項目體量不斷增加，據不完全統計，2016-2018年，‘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項目從785個增至1694個，投資額由7840億至1.4萬億美元，翻了一番。”

當地時間6月13日，美聯儲宣布25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1.75%-2%，預計今年還將加息2次。美元走強使新興市場受到衝擊，一段時間以來，多個新興市場國家已出現匯率震蕩。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年來，中國和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合作進入快車道，雅萬高鐵、瓜達爾港、中俄原油管道複線等一批重大項目取得早期收獲。然而，當前金融環境的變化對“一帶一路”合作項目的影響不容忽視。

日前，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和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共同主辦的第九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下稱“基建論壇”）上，有嘉賓指出應推動本幣融資，降低基建投資的外匯風險，培育當地資本市場。

“ ‘一帶一路’項目體量不斷增加，據不完全統計，2016-2018年，‘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項目從785個增至1694個，投資額由7840億至1.4萬億美元，翻了一番。”卡特彼勒全球副總裁陳其華日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稱，“接下來，如何實現‘一帶一路’建設的可持續性是我們非常關注的問題，包括融資渠道、項目的可持續性、沿線國家的債務能力等。”

基建年投資需求上萬億

“一帶一路”倡議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注入了動力。荷蘭國際集團（ING）的報告稱，“一帶一路”倡議將使相關國家之間的貿易成本減半，從而有望推動世界貿易增長12%。

“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益處並不局限於其國界。作為一個奉行多邊主義的國家，中國正在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分享財富和最佳實踐，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落實。”聯合國第72屆聯大主席萊恰克6月13日在 “一帶一路倡議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高級別研討會上表示。

當前，全球仍有12億人無法獲得電力，6億人無法獲得清潔的飲用水，大量的人無法獲得便捷的交通設施。“每年，我們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需要上萬億美元的投資。”世界銀行交通與數字化發展全球實踐局局長Franz Drees-Gross在基建論壇上稱。

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之一。據國研中心測算，2016年到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合意投資需求至少在10.6萬億美元以上，其中中國之外的沿線國家投資需求約為1.4萬億美元，投融資的供給還遠遠跟不上。

“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的基建發展帶來機遇。據發改委西部司司長趙艾介紹，國家開發銀行對“一帶一路”支持已突破1000億美元，進出口銀行提供的金融支持超過1300億美元，另外10個中資機構的銀行在沿線20多個國家設立了67家分支機構來支持“一帶一路”建設。

然而，國際上卻對於 “一帶一路”項目可能加重沿線國家債務不乏擔憂。對此商務部發言人6月7日回應稱， “一帶一路”項目給沿線國家帶去的不是負擔，而是希望和發展。截至4月份，中國在沿線國家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75個，累計投資255億美元，入區企業超過3800家，上繳東道國稅費近17億美元，為當地創造就業近22萬個。

中國還設立了多個專項基金，在不加重東道國債務負擔的同時，滿足項目需求。絲路基金已簽約19個項目，承諾投資70億美元，支持項目涉及總金額達到800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基建項目完成後若不能有效運作，無法產生足夠的現金流，的確有可能會令部分相關國家麵臨債務風險。《“一帶一路”國際基礎設施合作白皮書》（下稱“白皮書”）指出，多數基礎設施項目缺乏科學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影響評估，這也影響了政府、企業和社會的良好溝通；“一帶一路”多數的基建項目以及項目貸款是穩健的，但東道國的還款能力取決於更多因素，包括東道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和國際經濟周期性影響等，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管控潛在風險。

由承包商會與大公國際信用評級集團有限公司共同編製的2018年度“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報告（下稱“指數報告”）認為，跨國基建參與者應在2018年更加關注巴基斯坦、希臘、也門、安哥拉、佛得角等國的金融和償債風險。

創新融資手段

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為改善“一帶一路”跨國基建業務發展金融環境做出了重要貢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Luky Eko Wuryanto表示，多邊開發機構能促成項目的融資，減少單個項目麵對的風險。在項目的實施和運營過程當中，除保證資金的供應之外，還要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能力建設。

泛美開發銀行副行長Alexandre Meira da Rosa強調，多邊開發機構應共同合作，使一些有較大潛力但尚未完全具備投資可行性的項目變得可行，而不僅僅是尋找主權擔保下的投資項目。多邊開發銀行還應開發更多創新金融產品，包括擔保、股權融資工具、基金等。

巨大的資金缺口僅靠政府或多邊開發金融機構難以彌補，如何更好地撬動社會資本是業界關注的焦點。長期以來，基建項目一直難以獲得社會資本的青睞，IMF稱，全球機構管理總資產規模高達120萬億美元，僅有小比例資金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

另據世界銀行發布的《私營部門參與基礎設施投資數據庫》（PPI數據庫）年度報告，2017年，中低收入國家能源、交通、ICT骨幹網和水利等304個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投資承諾額達933億美元，盡管較2016年的水平（投資承諾額710億美元）有所增長，但與過去五年1098億美元的年平均投資額相比仍有差距，再次印證了社會資本的不活躍。

中國銀行副行長林景臻認為，擁有逐步完善的產權交易和投融資市場，並最終與國際市場接軌，是達成社會資本投資落地的必要條件。基礎設施投資的特點是初始的金額巨大，回報時間長，投資人和債權人都需要有體貼的資本保護感受，以及準確的風險識別和定價係統。另外，順暢的資金融入和退出渠道，都需要擁有盡可能多參與方的健全市場來配合。

他透露，中國銀行近期準備設立總額200億元人民幣的中銀海外基金，建立麵向境內外投資人，提供海外資產配置的私募股權基金平台。

融資租賃的模式使機械製造企業得以拓寬與夥伴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卡特彼勒全球副總裁陳其華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稱，卡特彼勒在非洲開展了1億美元的融資項目，2017年到2018年公司融資租賃項目增長了25%。

提高抗風險能力

指數報告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發展差異明顯，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巴基斯坦、俄羅斯、越南、巴西、波蘭、土耳其、馬來西亞和印度等國位居指數排行榜前10位；由於龐大的人口數量，東南亞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需求持續旺盛，區域內各國在能源、交通、公用事業、建築等領域的投資建設市場空間巨大。

中國企業在基礎設施領域具有全球競爭力。《白皮書》認為，在基建合作方麵，中國工程承包企業也普遍獲得了良好和穩健的經濟回報，同時也進一步提升了國際化經營能力，與東道國社會實現了“雙贏”。據統計，2017年65家中國企業國際營業額接近千億美元。

中國電建副總經理李燕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對承包工程企業而言，“一帶一路”提出五年來，最大的變化是企業由單純的工程承包商向投資、建設、運營一體化模式轉變。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情況不同，傳統的EPC模式難以適應新的市場需求，以投資帶動建設的模式在基礎設施項目開發中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對於企業打造全產業鏈一體化的模式，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帶一路”倡議為卡特彼勒等機械製造企業提供了巨大機遇。“2016-2018年，‘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項目從785個增至1694個，投資額由7840億至1.4萬億美元，由此帶來超過1.1萬台挖掘機的新增需求。”陳其華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

陳其華十分看好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礦山開發，海外發電站的建設帶來的市場機會。“未來，卡特彼勒將加強與全球172家代理商的關係，它們在當地已有成熟的關係網，能夠提供設備回購、先租再購買等多種合作模式，更好地為‘一帶一路’項目的工程承包商提供便利。”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還麵臨著多方麵的挑戰。指數報告指出，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化，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對現有多雙邊合作機製帶來影響；部分國家政府更迭增加了國際基礎設施合作的不確定性；一些產油國和新興市場國家尚未走出經濟低穀。

2017年，瑞士、俄羅斯等國央行同中國央行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降低了匯率風險，保障了跨國基礎設施項目的資金安全。此外，跨國基建參與者需進一步提高自身綜合素質以滿足不斷變化的發展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