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1/4～1/3的人口拥有华人血统，一半以上的曼谷居民或多或少拥有华人血统，泰国前总理他信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减税行动启动之日赴粤寻根，这都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与东盟之间这种特殊的社会联系。泰国是海外孔子学院培训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1年年末已有60余万泰国人在孔子学院接受了汉语学习培训。在泰国民众中声望甚高的诗琳通公主少年起便在中国留学，汉语熟练，在泰国出版了多部译作，包括池莉小说，热心推广汉语学习。
马来西亚1/4人口是华人，是中国境外唯一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套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越南文明开化源出中国，越南古典官方正史《大越史记全书》将传说中的泾阳王禄续定为越南始祖(相当于轩辕黄帝在中国的地位)，而泾阳王禄续就是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之子，当今越南政府当作始祖每年举行官方祭祀的“雄王”(传说建立了“文郎国”)是泾阳王禄续之孙，灭亡文郎国建立瓯雒国的安阳王蜀泮则是被秦国灭亡的古蜀国王子。除上述传说色彩浓郁的人物和政权外，越南可确认的最早政权是秦朝建立的象郡地方政府(辖区涵盖今日广西西部和越南北部、中部)，上千年里一直是中国郡县，通行汉文，汉化程度大大高于当时中原王朝羁縻统治下的漠南、漠北和西域(即今天的内外蒙古、西藏和新疆)。目前汉语借词约占越语词汇60%，在某些领域占70%~80%，王勃这样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埋骨越南。五代十国期间，越南方才脱离当时割据岭南的南汉政权而自立，但历代君主和实际执政者往往出自闽粤桂三省人士。率领越南军民赢得抗击蒙古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陈国峻就是福建移民建立的陈朝宗室，他精通汉文，用汉文所著兵书诗文已成为汉语言文学的财富，其麾下有大批逃亡而归的原宋军官兵。
越南经济最发达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也是明清之交由河仙(今越南坚江)、东浦(今胡志明市和同奈省等地区)等汉人自治政权开拓、建设起来的。其中，目前TCL越南公司总部和工厂所在的胡志明市和同奈省，本来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逃亡的明朝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及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士卒及眷属3000余人开拓的，越南南方阮氏政权将其安置在这片当时属于真腊(柬埔寨)的荒地自治，借助他们防御真腊和暹罗，镇压各派敌对力量，并开发这片蛮荒的土地。这个早期中国最大的移民集团开荒垦殖，将这片地方开发成整个越南的谷仓，他们建立的华人城市堤岸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大米市场。特别是原明朝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在越南南方生活36年，率领逃亡明朝军民垦殖开发，传播中国文化，为越南阮氏政权拓土保疆，战功赫赫，最终得授都督高职，死后赠辅国都督，封“上等神”，享春秋二祭，受到当地华越人民长久缅怀。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本来仅仅割据南方半壁江山，又一度失国，最终得以复国并进而一统北方，湄公河三角洲汉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全方位支持功不可没。二战刚刚结束时，胡志明号召越南人民全国起义争取独立解放的檄文也是用汉语白话文写作的。二战之后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方才全面改用拉丁化“国语字”，近年来要求全面恢复汉文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人缘联系有利于中国企业开拓越南市场。
地域相连、文化相通决定了越南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居民跨国经商的热点。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越南历代政权也往往着意招揽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的中国居民，以至于越南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在贸易和采掘、冶炼等产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镇。至少从后黎朝起，越南便积极吸引华资华工开发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各镇金银铜锡诸矿，多募清人开采”(越南阮朝《大南实录》卷三十五)，太原宋(送)星银厂、交趾都龙银矿、兴化蝎嗡银厂等就是当时越南规模较大的华资企业。某些华资矿山及其附设的冶炼厂员工人数极多。根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四十三记载，有些华资矿厂“佣夫”(即雇佣工人)上万。考虑到当时中国国内满清政权因害怕汉族人民聚集反抗而严厉限制、禁止在明朝已有长足发展的矿业开发，即使素来号称“英明”的康熙、雍正诸帝也不例外，海外投资对保留、发展中国矿冶技术和组织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居住在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593832人，其中缅甸、越南两国分别以39776人、36205人排名第四、第五。同时，除了已在东南亚居住生活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华人之外，还有大批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留学、就业。笔者在泰国就看到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和当地企业、金融机构聘用的中国员工，且当地企业聘用的中国员工来源地已经从广西、广东之类的南方省份扩大到了天津之类的北方省市。
中国外经贸战略的东盟基石
基于上述经济与社会基本面因素，在中国的对外经贸战略中，东盟顺理成章成为我们优先选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伙伴，更是中国提升对外经贸层次、效益的突破口。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积极参与。而我们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应该是巩固与自己经贸、政治联系密切地区的关系，扩大参与全球性经济竞争的“根据地”，通过区域一体化加快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并推动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经贸规则。由此观之，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亚太区域合作这两个部分重叠的框架中，东亚区域合作对我国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我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更为紧密，也是因为在东亚区域内我们对区域经贸规则发展的影响力显然高于对亚太区域经贸规则发展的影响力。
对中国而言，东亚区域合作分南北两翼，北翼为中日韩经济合作，南翼是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角逐，也由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和未来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对于东亚各经济体而言，发展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有利的，借此可以降低对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逐步摆脱集体为美国充当商品制造车间和供应低息融资“现金牛”的命运。但区域内主要国家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暗中争夺使得事情复杂化，区域外势力的参与把这潭水搅得更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