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13年，钢铁行业的日子过得依旧“拧巴”。尽管依托管理创新和产品升级，努力消化减利因素，全行业艰难扭亏为盈，但是高产量、高成本、低价格、低效益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究其原因，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徐乐江在日前举行的中钢协2014年理事会上表示，钢材价格过低和进口铁矿石价格过高是当前我国钢铁行业增产不增效的最主要原因。据统计，去年前11个月，国内钢材平均价格为3451元/吨，同比降幅高达8.56%；而同期进口铁矿石价格达到129.16美元/吨，降幅只有0.74%。
徐乐江呼吁，在行业长期微利运行的背景下，钢铁企业更要把“控产量”作为保市场的重要手段。
微利的“尴尬”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增产不增效便成为钢铁行业运行的真实写照，2013年，这种尴尬仍在延续。
据中钢协统计，去年1~11月，全国累计生产粗钢7.12亿吨，同比增长7.82%，其中河北、辽宁、江苏、山西、河南、广西、内蒙古等省区新增产能合计3714万吨，占全国增量的88.5%，预计全年生产粗钢7.75亿吨；生产钢材（含重复材）9.8亿吨，同比增长11.48%。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年前11个月，中钢协会员钢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35万亿元，同比增长3.23%；实现利润161.8亿元，销售收入利润率仅为0.48%，在全部工业行业中排名继续垫底。尽管全行业艰难扭亏为盈，但企业亏损面仍然高达27.9%。
“钢材价格过低和进口铁矿石价格过高是当前我国钢铁行业困难的最主要原因，企业期望通过增产以摊薄固定费用，从而改善经营状况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市场降价竞争，使企业增产难增效。”徐乐江直言。
由于长时间微利运行，钢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触碰了警戒线，并且行业集中度连续两年下降。
截至去年11月末，中钢协会员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69.76%，同比上升1.09个百分点。与行业效益最好的2007年末相比，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了12.45个百分点。
从行业集中度来看，2013年，前四、前十大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合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20.8%、39.1%，而这一比重在2011年分别为22.6%、42.8%，2012年分别为21%、39.7%。徐乐江表示，集中度的下降不仅使得钢企在与上游行业的价格博弈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也使得钢铁企业难以将成本上涨因素向下游传递。
非钢的“救赎”
在钢铁主业一片惨淡的背景下，非钢产业日益成为钢铁企业创收的主要手段。据统计，目前国内钢企非钢产业的销售利润达到3.5%~6%，远高于不到0.5%的主业利润率。
非钢的异军突起并非偶然。事实上，非钢产业在国际大型钢铁企业的地位举足轻重，美钢联、蒂森-克虏伯等钢铁大鳄的非钢产业收入均已接近或超过钢铁主业，其中蒂森-克虏伯、新日铁、印度塔塔的非钢占比分别达到40%以上、35%和40%。
根据中钢协统计，2012年，我国粗钢产能在2000万吨以上的7家钢铁企业非钢产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五分之一，粗钢产能超过1000万吨的16家钢企非钢收入占到总收入的19%。
从典型企业来看，去年上半年，宝钢和沙钢的非钢产业收入占比分别达到33%和44.6%，同比提高10和12个百分点。从利润构成来看，2012年，宝钢实现利润总额104亿元，其中非钢利润为60亿元，非钢利润占比接近60%；同期沙钢实现利润17.5亿元，其中非钢利润超过10亿元。去年上半年，在宝钢52亿元利润中，非钢利润达到16亿元；去年全年，武钢非钢产业利润预计超过30亿元。
非钢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钢铁主业亏损的空子，因而成为国内钢铁企业实现自我救赎的手段之一。难怪中钢协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创直言：“虽然钢铁企业是否应花大力气发展非钢产业仍存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做非钢产业，钢企未来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十二五”期间，我国非钢产业依然大有可为。根据宝钢的规划，2015年非钢产业总产值预计达到2000亿元；武钢非钢年收入达到1100亿元，占集团总收入的30%以上；鞍钢集团则力争到2020年实现非钢产业收入、利润贡献率达到50%以上。
不过，在非钢产业方兴未艾的当口，中钢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长富也提醒国内钢铁企业，一业为主、适度多元，绝不是盲目转产，必须坚持做精主业，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多元产业真正成为企业抗风险的屏障，而不是增加风险的陷阱。
微利将常态化
展望2014年，中钢协预计，由于国家坚持稳中求进的方针，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国内钢材市场需求仍会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预计2014年全国粗钢产量达到8.1亿吨，表观消费量为7.5亿吨，同比增长3.1%左右。但受产能过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缓，下游行业需求增速回落的影响，供大于求的局面难有明显改变。
在徐乐江看来，产业发展阶段、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钢铁行业微利经营的长期性。
从产业发展阶段看，中国钢铁工业已经开始由快速成长向低速、平稳发展阶段过渡。产能过剩、同质化无序竞争、集中度偏低、铁矿石谈判缺乏话语权，技术研发难度加大等问题日益凸显，且都具有长期性。
从时代特征看，绿色发展、金融深化和收入倍增的时代特征对钢铁工业发展提出了更严峻挑战：基础原材料定价机制的金融化导致钢铁企业逐步失去对原料、产品的定价权；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不仅短期内直接体现为企业成本压力，而且对钢铁企业的环境经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期趋于结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水、电、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推进，钢铁工业的要素成本将进入快速增长轨道。
从国际环境看，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钢铁产品传统出口市场需求低迷，而在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也面临着本土企业的竞争，加上日益恶化的贸易环境，我国钢材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徐乐江呼吁，钢铁企业要把“控产量”作为保持市场稳定的重要手段。
“事实证明，在产量过剩形势下，通过增加产量摊薄固定成本，根本改变不了增产不增利的困难局面，原来依靠增产增效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徐乐江表示，钢铁企业仍要坚持“不给钱不发货，没有合同不生产，低于制造成本不生产”原则，若“不给钱不发货”的底线一旦被突破，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也将进一步加剧。
